7月15日凌晨零点40分，在北京人民医院的急诊室，年仅29岁的张洪凯正在与死亡做最后的搏斗。病床旁的脑电图显示很乱，心跳时而在120、130、200，时而又下降到15、10。经过几次的起落后，他还是安然地走了。医生的诊断是由白血病并发脑溢血所致。
正当他的老师、同学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时，张洪凯的父亲宣布了儿子生前的最后愿望——把遗体捐赠给医学单位，用于科学研究。
张洪凯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博士生。按照张洪凯的遗愿，同学们与北京医科大学取得了联系，并于7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张洪凯同学的遗体捐赠仪式。
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说：“这是人大的第一例遗体捐赠”。接受捐赠的北京医科大学老师说：“这是近一二十年来，医科大学第一次接受博士的遗体捐赠。”据悉，目前遗体捐赠尚不多见，且捐赠者以老年人为多。
与张洪凯同窗6年的宣方同学心情沉重地告诉记者：“洪凯生前总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，一直想为国家做点什么，但没来得及。一次我们谈起捐献的事，他说不能只捐角膜，要捐就毫无保留地捐献整个遗体。当时他还没生病。这次的捐赠，我们同学事先都不知道，连他的母亲也不知道，他只在今年春节时告诉了父亲。”据宣方透露，在1997年7月，张洪凯准备与女朋友结婚前的身体检查中发现自己患上白血病。在这之前的一年里，他忙于全国“百名博士百村行”的组织工作。作为这个活动的创意者和策划组织者之一，张洪凯为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，每天早晨6时走，晚上寝室锁门之前才回来。回来后连泡方便面都嫌累，于是就吃饼干，喝牛奶。生病前的一年里就是在这样紧张而又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，他的病可能和营养跟不上有关，但生病后的他依旧非常开朗和乐观。他自己一直积极地采用各种方法来配合治疗。当知道吃中药比吃西药要省不少钱时，他毅然决定用中药治疗。同学们都劝他用西药，因为中药是不给报销的，但他为了少花国家的钱，还是选择了中药。宣方又讲道，张洪凯的人缘特别好，在7月17日追悼会上，有的同学甚至从外地赶来。
人大哲学系主任刘大椿教授告诉记者，他曾在洪凯念硕士时教过他一门课，当时他任班长，学习非常认真。
在张洪凯生前的宿舍里，刘克苏同学告诉记者，现在的住处是学校为博士生暂时安排的地方，刚搬来没几天。洪凯只在这里睡了3个晚上。他指着那些摆放在桌子上下、书架、床底及床上的书籍告诉记者，洪凯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书了。如今主人走了，留下的这些书只能做为洪凯刻苦学习的见证了。同学们准备把这些书整理好寄回洪凯家。洪凯的床上放着几包洗干净的衣物，这是同学们在他去世后帮他收拾的，决定以他的名义把衣物捐献给今年灾情最严重的地方。
刘克苏说：“在住院期间，洪凯是病房里最乐观的人，经常开导安慰其他病人，只要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笑声，以致他中途出院时，同室病友都舍不得他走。回到学校，他边疗养边学习，依旧是笑脸迎人，依旧还是那么热心的为同学排忧解难。在去世前的十来天里，洪凯感到头疼，不能继续安心看书，于是自己去办理了住院手续，在去医院的前一天，洪凯发现自己右手的三个指头不能拿东西了，还笑自己，怎么连东西都拿不了。7月14日他在刘克苏的陪同下住进了医院，那时的他已经不能流利地说话了，为了不让同学担心，他就以笑来表示。在CT检查完后，大夫告诉刘克苏，洪凯的脑部已多发性出血，没有办法抢救了，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这时的洪凯已不能说话了，但他依旧还是笑。在一旁的护士说，你说不出来，难受的话就大叫或哭出来吧，别笑了！刘克苏最遗憾地是未能陪洪凯度过最后一段时间。他原本想趁洪凯睡着的时候回学校休息一下，第二天来接同学的班，毕竟他是最熟悉情况的。可谁知洪凯没有等他回来就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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